专家视点 | 海洋安全危机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

自西方开始大航海时代以后，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关于海洋的概念、话语、体系、理论乃至于方法都来源于西方。随着发展中国家，特别是中国的崛起，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，海洋事务、海洋理论、海洋话语权也会改变。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重要的话语驱动，即从海权的叙事转化为以海洋利益共同体为核心的叙事。

西方的海洋叙事主体一般都是国家，以国家为核心来探讨海洋事务，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海权论。海权论就是为国家在海洋上谋权益、争利益，这是所有的关于海权论核心的一个表达。它的主体就是国家，在这种国家主体价值下，人类在海洋发展过程中走过了海洋控制的阶段。如今，海洋控制阶段发展到了海洋发展和海洋治理阶段，需要一个新的主体假设，就是说，海洋事务不仅有国家，而且有人，人应该作为海洋事务的一个主体。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如果继续沿着国家主体演进，就会走向冲突。

因此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，主体假设应该从单一转化为多元，具体而言，有三个主体群落：一是国家，二是人与海洋生物，三是海洋非生命群落。这里强调具体和多元，尤其是海洋生物和海洋非生命主体假设的设定，具有颠覆性的意义。

以往谈海洋，一是权力，二是利益，从权力到利益，就是从冲突到冲突的贯串。海洋事务走过了海洋控制，转向海洋开发和海洋治理，但我们发现，到治理的时候遇到了困境，依然受权力与利益制约。

因此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，要对共同体的要义有所拓展，也就是说从权力、利益，扩展到权力、利益和伦理。中国的哲学文化里面有大量的关于人类伦理的设定和假定，比如说上善若水，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，比如说当尽则尽，当止则止，这些都有伦理的关怀。伦理是一种道德观，也是责任观，具有非排他性的内在本质特征。因此，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讲权力，也需要讲基于道德与责任的伦理，这就有了中国的叙事，有了中国的话语，有了话语的能力建设，这样才可以增进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。

文章来源：原刊于《东亚评论》2018年第1期

作者：张景全，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，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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